陳金生:《宋元學案》——四百年儒學沉浮史

 清代著名史學家全祖望曾說:黃宗羲“晚年于《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來儒苑門戶”(《鮚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這里的“七百年”,是指宋、元、明三代,而其中宋、元兩代約占四百年。從全祖望的話可以看出,《宋元學案》最初可能是分成兩部書,或一部書分為兩部分。兩者合并的名稱最初可能叫《宋元儒學案》(見乾隆《鄞縣志·人物傳·全祖望傳》),后來簡稱《宋元學案》。《宋元儒學案》這個名稱表示,它所記述的是宋元儒學,而不包括其他學術(如佛、道等)。
  我國的唐代是一個比較開明、開放的時代,那時的當權者不拒絕外來文化的影響,也不追求學術上的“定于一尊”,所以形成了儒、佛、道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佛教勢力尤為強大,佛教理論也得到了充分發展,出現了許多著名思想家和學者。當時的中國取代印度而成為世界佛教的中心,同時佛教理論也愈來愈中國化。但盡管如此,佛教究竟是一種外來文化,它與中國原有的傳統文化,有可以相互補充的一面,也有相互沖突的一面,而這沖突的一面又是很難調和的。中國的以儒學為主體的傳統文化,是一種以世俗倫理(家庭倫理、社會倫理、政治倫理等)為本位的文化,它主張人們在家庭中孝順父母和尊敬兄長,在社會上要講究信義,在政治生活中要忠于君主和服從長上。而佛教則提倡離俗出家,這就很難、至少是有礙于履行這種世俗倫理義務。盡管不少佛教徒力求把佛教解釋為與中國傳統倫理并不矛盾,但很難自圓其說。在唐代就先后有人站在傳統儒學的立場批判佛教(韓愈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個),但在當時并沒有達到以儒學取代佛教地位的目的。經過唐末、五代的動亂和分裂,才給儒學的復興帶來了生機。北宋王朝建立后,為著社會的安定和國家的統一,客觀上有提倡儒學的需要,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透露了個中消息。當時北宋只是局部和初步地完成了統一,在其北方和西北方還有強大的契丹和西夏與之對峙,北宋內部也存在分裂與不安定的眾多因素。到宋仁宗時代,便出現了兩位大儒:胡璦與孫復。他們通過辦官學或私學,培養了大批儒者,其中不少人后來進入各級官僚的行列。胡璦等人在傳統的儒家經典中最重視《春秋》,因為按傳統的解釋,《春秋》是主張“尊王攘夷”和“大一統”的,很適合當時的政治需要。后來,胡璦的門生之一程頤就和他的哥哥程顥一起創立了理學(或稱道學)。理學是一種新儒學,它既繼承又改進了傳統儒學。理學家通過“出入佛老”和對《周易》的鉆研,鍛煉和提高了哲學思辨的能力,從而使其儒學更帶思辨性,理論上更為精致周密,促成了儒學發展史上的一大轉變,使之具有新的理論內容和特點。但理學在開始時只是以一種私學的形態出現,不但沒有得到當權者的認可,而且曾被稱為“偽學”,數度受到嚴重的打擊和排擠。直到南宋后期和元代才逐步確立其學術上的主導地位,并進一步上升為官學,理學著作成為科舉考試必須依據的程式。《宋元學案》大體反映了宋元時代這一從傳統儒學向新儒學轉變的過程。
  《宋元學案》原著者黃宗羲(號梨洲)是明末著名王學大師劉宗周的弟子,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學者,與顧炎武、王夫之齊名。他晚年先撰成《明儒學案》,繼撰《宋元學案》,未完成而去世,由他的兒子黃百家續其業,也未能完成。后來又由他的孫子黃千人委托著名史學家全祖望續撰,全氏對全書內容做了重大的補充、修改和調整,基本上形成了今本的面目,但也未能全部定稿。直到道光間,才由王梓材、馮云濠兩人根據搜集到的幾種不同的稿本相互校補定稿并刊刻出來,這時距黃宗羲之死已有140余年。所謂“學案”,本來就是介紹各家學術而分別加以按斷(按與案同),即加以評說、論斷的意思。正因為《宋元學案》是黃宗羲沒有完成的著作,所以本書中他的按語不多,而全氏的案語較多。但全氏究竟主要是個史學家,又受清代學風影響,對所謂“性理之學”沒有高深的修養,所以他寫的案語一般較簡略而不夠深入。但在基本傾向上他和黃宗羲是相同的。他們都奉儒學特別是理學為正統學術,而視佛道為異端。對于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學,以三蘇為代表的蜀學,也摒諸正統之外,不為他們設立學案,而分別稱為《荊公新學略》、《蘇氏蜀學略》,并且安排在全書的最后部分(書中各學案本來是大體按各家時代的先后排列的)。全氏批評說:“荊公欲明圣學而雜于禪,蘇氏出于縱橫之學而亦雜于禪。”(禪學是中國佛教中影響最大的一派)其實,理學本身,無論是程朱派還是陸王派,都汲取過佛教的一些內容,只是許多理學家極力避免公開使用佛學的語言,而是通過對儒家經典中的一些概念、范疇加以改鑄,賦予新的內涵,以表述其思想。有的理學家或他們的同盟者有時也公開講佛學,對此《宋元學案》也往往予以批評,說他們的學術“雜”而不“純”,但總的說態度比較寬容。
  我們今天閱讀《宋元學案》,主要不是從中學習黃宗羲、全祖望等人對宋元學術的觀點,他們的有些看法固然可供我們參考,但究竟不能代替我們自己的研究和自己的看法。我們今天閱讀《宋元學案》,主要的好處是可以從中獲得有關宋元學術史的許多具體、生動的材料,豐富我們的感性知識,從而啟發我們去進一步思考和研究。例如,理學家有所謂“北宋五子”之說,指的是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五人。其中周敦頤是二程幼年的老師;邵雍也年長于二程。我們很容易誤認為二程是繼承周、邵的學說。但《宋元學案》卻告訴我們,“二程終身不甚推(推崇)濂溪(即周敦頤)”,卻很尊敬胡璦,他們提到胡璦時尊稱先生、夫子,而提到周敦頤時卻只稱茂叔(周敦頤的字);程頤對《周易》的解釋,也頗與胡璦“相類”;邵雍曾經表示要把自己的“數學”傳授給程頤,程頤卻不予理睬,反而諷刺他的“數學”只是一種“加倍法”;二程還說,“天理”二字(理學的最高范疇),是他們“自家體貼出來”的,不是從別人那里學來的。可見二程受周、邵二人的影響并不大。只是到了南宋,朱熹在繼承二程學說的基礎上,又汲取了周、張、邵等人學說的部分內容,建構成一個龐大的體系時,才說二程之學出自周敦頤。《宋元學案》指出,這是不符事實的,“濂溪之門,二程子少嘗游焉,其后伊洛所得,實不由于濂溪”,“二程子未嘗傳其學”,并提出了事實根據。這對我們研究理學學說在宋代的具體發展過程,是頗有啟發的。《宋元學案》對于每一位比較重要的學者,都寫有一篇較詳細的傳記,然后較多地選錄了他們的著作和言論(語錄),最后還有一個附錄,或對傳記在材料上有所補充,或介紹別人對他的評論等。這些不但可使我們了解每位學者所處的時代和生平事跡,而且其中不少生動、具體的記述,還能使我們對其平生的為人、個性、風度等等有所了解,形成較深刻的印象。全書所記述的學者人數和選錄的原著數量,所提供的研究線索之多,都是當代學者編寫的哲學史、思想史著作以及資料匯編之類所不能相比的。
  讀《宋元學案》,還要對它的編撰體例有所了解。這部書的體例,由于經過多人之手,與黃宗羲獨撰的《明儒學案》有同又有不同。這種不同,主要是由于《宋元學案》的續撰者比較重視區分“儒苑門戶”,注重反映學者之間的橫向關系和縱向關系所造成的。所謂橫向關系,即是同輩學者之間的關系;縱向關系,則是不同輩學者間的師承傳授關系。同輩與不同輩,不是依親屬關系中區分同輩、長輩、晚輩的標準來衡量,也不是根據年齡的大小和官位的高低來區分。年齡、官位相差懸殊而同師一人,甚或父子同師一人,在學術上都屬同輩;兄弟之間彼此有傳承關系,在學術上就屬于不同輩。
  同輩分為講友、學侶、同調三種。這三者的區別,編撰者未做明確的界說。綜合書中反映的情況,講友,是指曾在一起討論學術、共同切磋過的朋友;學侶,是指同在一個老師門下學習過的伙伴,即同門;這兩種人一般是互相認識,發生過交往的人。同調,是指大致生活于同一時期,在學術上有共同傾向的人,他們之間不一定直接發生過交往。《宋元學案》在介紹一位學者的同輩時,如果他兼具這三種同輩,總是先講友,次學侶,后同調。不同輩者,其中的晚輩分為家學、門人、私淑三種。家學;指某一學者的弟、子、孫、從弟、從子、從孫等中受過該學者教誨的人;門人,指某一學者的學生或至少是當面受過該學者教誨而受到重大影響的人(如張載之于范仲淹);私淑,未曾親身受教而景仰其人并從學習其著作獲得教益的人。
  《宋元學案》一百卷,共有86個學案(其中9個分上下二卷);還有《元祐黨案》、《慶元黨案》,這兩個黨案集中反映理學受當權者鎮壓的情況;最后有《荊公新學略》、《蘇氏蜀學略》、《屏山鳴道集說略》,這“三略”是作為理學的對立面看待,帶有附錄的性質。每個學案,都以一人或數人為案主(凡稱“××諸儒學案”的,案主人數都較多)。除個別例外,每個學案都首先介紹案主的生平與學說,然后介紹其同輩學者;再次,介紹案主及其同輩學者的晚輩學者;又次,介紹晚輩學者的晚輩學者,即所謂“再傳”,有的學案還有所謂“三傳”、“四傳”等。對于相隔時間較遠,傳承輩次不詳的學者,則稱為“續傳”。《宋元學案》中每個學案的前面都有一個“學案表”,是用表格的形式集中而簡明地標示上述橫向、縱向關系的,這也是它與《明儒學案》的不同點之一。
  各個學案的先后排列次序,也都體現了上述橫向與縱向關系。例如,從開首的《安定學案》到《濂溪學案》共9個學案,其案主分別為胡璦、孫復、范仲淹、歐陽修、陳襄、士建中、司馬光、邵雍、周敦頤等人,彼此屬同輩關系即橫向關系。從《明道學案》到《滎陽學案》共8個學案,其案主彼此也是同輩,但他們又分別是上述諸案主的晚輩,與他們是縱向關系。從《上蔡學案》到《陳鄒諸儒學案》共12個學案,其案主彼此也是同輩,但他們又分別是上述案主的所謂“再傳”。其余均可依此類推。因此,《宋元學案》客觀上是大體按照時間的順序,介紹了宋元時代理學醞釀、產生、傳授與發展的歷史。
  研讀《宋元學案》,事先應當多讀一點當代學者有關宋元學術的著作,對一些主要學者的情況和學術思想有所了解,同時還要具備一些相關的歷史知識和古漢語修養,否則讀起來如墮五里霧中,感到索然寡味,最后只能廢書而嘆。讀《宋元學案》還會遇到一個困難,即書中對同一人往往有不同的稱呼,或稱名,或稱字,或稱號,或稱謚,或以官稱,或以爵稱,或以地稱,初學者往往不知何指。如司馬光就有君實、涑水、溫公、文正等不同稱呼。以地稱者尤為復雜,如胡璦稱安定,是因他祖籍安定,孫復稱泰山,是因他“四舉開封府籍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石介稱徂徠,是因他“躬耕徂徠山下”,等等。這類問題,許多只能依靠有關的工具書來解決,有的還必須做一定的考證才能解決。但對初學者而言,只要大體記住一些主要人物的別稱就可以了。
 
 來源:《文史知識》


(責任編輯:洪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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